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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规划冷思考:理性的初衷和非理性的结果

发布时间:2006-01-11点击量:

 

  “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以人为本”、“争创一流”、“做大做强”、“找准定位”……浏览规划、文件、文章、课题以及咨询、顾问过程中的大量文本,董云川教授发现,这些词汇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高校的文件中,“各院校的发展规划本应各具特色,但事实正好相反。当前,各高校正在编制的‘十一五’教育规划,体例相近、格式相符、内容大同小异,在关键词汇和用语方面也高度雷同,与规划编制所要求的特色化、针对性、创新性大相径庭。这些词汇写入规划本无可厚非,但高等学府的规划没有个性和深层思考,则难免遗憾。”

高校规划冷思考:理性的初衷和非理性的结果 

  解放思想:有必要弄清为什么一定要写这句话

  “‘解放思想’在国内各种规章制度和文件通知中流行了20多年,当年拨乱反正之时提出这句话,意义非凡。但20年后天天还在重复这句话却让人感到迷惑,甚至不能理解这句话的真正所指。”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教育学博士董云川说,“首先,我们有必要弄清该解放谁的思想?其次,有必要弄清该解放什么?第三,有必要弄清为什么许多正式文本都要写进这句话?”

  解放思想是理论创新的必要条件

  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着理论创新的新颖度和价值,教育理论创新能有多大的创新空间,我们能不能打破已有教育思维和条条框框的限制,能不能在教育基本理论方面取得真正的创造性的成果,都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敢不敢、想不想真正地解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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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这句话常常对着群众说是“对错了象”,若领导班子思想不解放,群众解放则毫无意义。解放的落脚点应该在行动而不在思想,解放思想的目的恰恰是解放行动。之所以天天讲,年年讲,是因为行动始终没有得到解放而仅仅是口头上过足了“解放”瘾。

  “不能因为别的文本都要写这句话,所以我们做规划也必须写进这句话。假如院校规划制定时要写这句话,必须要针对未能解放的事实进行辩驳,才有留存的意义。”他说。

  更新观念:教育观念、治校方略能不能经常更新

  董云川认为,“更新观念”的提法是模糊不清的。因为许多人在高呼“更新”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搞清教育观念、大学理念到底是什么?而且,教育观念、治校方略能不能经常更新?

  现代大学理念与大学发展

  多元化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和多样化的大学理念,将是21世纪大学思想的一个鲜明特征,追求个人、知识、社会的和谐发展将成为21世纪大学理念的价值取向。全文

  他说,有些事情常变常新,而另一些事情恰恰相反。院校传统精神的形成必须持之以恒,百年树人、世纪传统才能凝聚起大学的精神,朝令夕改的精神和不同届别领导的习惯观念表达往往干扰到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可持续”原则。

  “如果一所优秀的大学业已形成先进的院校文化和高远的传统精神,是不是也需要不断更新而去验证猴子掰苞谷的寓言。”他说,“随意更新观念极有可能导致放弃人文理性、淡漠学术理性、推崇工具理性而把大学变成一个大工地。这些工地上充斥着一批批只想建摩天大楼以及等待着建顶层的工程队而却缺少挖地基和打基础的工程队。”

  质量为先:事实上却奉行着数量为先的路线

  “大家都知道以质量求生存,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董云川指出,民营的高等教育机构都知道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没有数量规模就没有生存权,只要有数千乃至上万的在校生,教育行政部门就不能无视你的存在而终将享有相对平等的对话权。另外,无生存权之忧的公立大学本来有更多的精力抓质量建设,但许多学校依然不顾办学条件限制飞速扩张,以促使政府不得不加大资源投入。

  他说,在“口头质量保障体系”和“行动数量激励体系”并存的时代,中国大学在短短的几年内生产出过去千年没有过的“科研论文”和“研究成果”,以及数不清的“先进”和五花八门的奖项。其间有多少学术文章被人从头至尾看完,有多少课题成果转换为行动实践,有多少获奖者推动了社会改革与发展的进程。识时务者为俊杰,无论规划中写下多少“质量为先”的誓言,当前许多学校仍旧是以数量为先、规模指数为先的,根本上奉行着“数量求生存”的路线。这种现象如若长此以往,将对中国高等教育未来的生存权构成威胁。我们正在因此预支未来。

  教授治校:领导以学者身份介入学术事务,而以干部身份行使权力

  针对目前中国大学决策体系运行中存在的非学术化现象,许多人呼吁在“十一五”规划中应恢复或建立“教授委员会”等专家学者治校的机制并加强民主管理。

  董云川认为,这个问题并未出在表面而在深层。从表面上看,中国大学百分之百都是教授治校的:校长、书记、院长基本是教授;处长、主任、甚至科长们大多也都是副教授、研究员、讲师,至少也有个助理研究员身份。哪一个决策不是“学者”做出来的?

  “因此,问题不在这里。真正的问题是许多具有‘学衔’的干部替代纯学科权威作出了资源调度与安排的决策。”他说,当前,学术官僚化使学术有名无实,官僚学术化使学术乱性。“我们需要面对的矛盾,是如何解决领导们以学者身份介入学术事务,而以干部身份行使权力的深层问题。”

  他认为,目前需要反省的关键是,如何让专职学者和学术权威在教学科研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包括配置与调度资源的权力作用,教授们如何能够在专业、学科、院系甚至是学校的发展方向和资源分配方面行使决策建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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